全球性的人權法案，是人類文明的偉大進步

「天賦人權」、「人人生而平等」，這樣的普世人權價值觀，在當今人類社會，已如公理一般深入人心，被廣泛接受。隨著各種《人權宣言》、乃至《人權法案》相繼誕生，人類整體擺脫奴役、邁向自由，已不再是一種空想。

但這樣的成就來之不易，中間頗多坎坷曲折。人們是長期飽受被奴役之苦，經過深刻反思，並接受了智慧的啟示之後，才找到了結束奴役、通往自由之路。

【人奴役人的各種制度】

人對人的奴役，源於人的佔有欲、控制欲。從「一個人佔有另一個人」，到「一個人佔有一群人」、「少數人佔有大多數人」，奴役由此而生。

上述的「佔有」，是指「佔有者」對「從屬者」的肉身、行為、乃至思想，都有完全的處置權、決定權。「佔有者」可對「從屬者」任意殘害、任意處置，乃至奪去其生命，就像處置一件無生命的物品一樣。在這種從屬關係中，「從屬者」完全被「物化」，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、作為生命的尊嚴。

在極權專制社會中，獨裁者對民眾的「統治」、對國家財富的「管治」，其實就是「佔有」。

歷史上，允許「人對人的合法佔有」的社會、政治制度，有奴隸制、家長制，君主制等。

一、奴隸制

奴隸制呈現出一種最簡單、直接的 佔有 / 從屬 關係，因而被視為其它各種奴役制度的「原型」。奴隸制允許「主人」對「奴隸」任意處置，就像處置無生命的物品一樣，而「主人」不會受到任何法律制裁，也不會受到道德譴責。

如今，世界各國法律已經不允許顯式的奴隸制和公開的人口買賣，但人的佔有欲、控制欲依然存在，因此各種變相的、異化的奴隸制仍繼續存在。

二、家長制

在「家長制」家庭裡，一家之長對其他家庭成員有完全的支配權。家長全面管制其他家庭成員的一切，包括他們的身體、言行，乃至思想；家長還能以「家法」名義，對其他家庭成員施加刑罰，甚至殺害。

但是，家長並非不受任何約束。

「家長制」裡的家長，多受傳統文化熏陶，信奉天理、道德、良知；

而整個家庭的利益一致性、家人之間的親緣關係、帶領和維護家庭的責任感、家人的期望、社會的評價等，也都構成對家長的軟約束。

多種軟約束的存在，使「家長制」有別於「奴隸制」。 雖然家長對家人偏心、殘暴，也不會被現世法律所懲罰，但無疑會導致家庭的分裂崩解。因此，明智的家長會表現得公正、慈愛，這樣才符合整個家庭的利益，並能獲得社會認同。

當今人類社會，家長專制的家庭已日漸稀少，但一些「家長制」的「後遺症」仍時有顯現，典型的如家暴。

家暴的實施者，通常是家庭裡的強勢一方，是「家長」角色的人物。他們常用的藉口是：這是他們的「家事」，不容外人干涉。

但現代文明社會的法律，必須干涉這種「家事」，其中道理在於：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有獨立、完整的人權，「家長」沒有對其他家庭成員的「佔有權」和「處決權」，因此，家暴與陌生人之間施暴的性質一樣，屬於刑事罪行。「家事」並不能成為免罪的藉口。

 三、君主制

「國」是「家」的放大版，「君主制」是「家長制」的放大版。

但「國」的規模、複雜性遠勝於「家」，一國之君與黎民百姓之間的親緣關係很淡薄，不足以對其形成重大製約，所以在一國之中，社會民眾對君主的製約，不能依靠血緣關係，而要靠制度的硬約束，和理論的軟約束。

君權的合法性，本源自「君權神授」理論，因此傳統君王一定要公開表態信奉天道、信仰上帝，否則其統治便沒有合法性。

由於君權神授，君王自稱「天子」，那麼理所當然，君王應具備上天的美德，所作所為應符合天道、天理。

上天有好生之德、公平無私、慈愛萬物，所以君王也應如此，才是合格的君王。 天道、天理、良知，就是對傳統君王的評判標準，和最大約束。

但這個最大約束，只是一種軟約束，沒有強制性。其對君主是否有效、效力多大，取決於君主對上天的信奉程度，和自律程度。如果君主對上天並不真正信奉、敬畏，或者對天道、天理的理解有所偏頗，那麼就可能冒上天之名而行私慾，其施政成為禍國殃民的暴政。

一個對約束並不真正信奉、敬畏的君主，會對約束開戰，以擴大君權。他會與天爭權、與臣爭權、與民爭權，用盡方法，使君權至高無上和絕對化。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這樣做，國政會變得越來越獨裁專制，統治者的權力越來越無邊無際、無法無天、為所欲為，民眾越來越苦不堪言。

由於君權神授，天道、天理是對君主的最大約束，所以傳統君主要擴大君權，最重要的一大舉措便是「與天爭權」，具體做法就是修改天道、天理的表述，歪曲古聖先賢的經論，使社會人文倫理傾向於支持獨裁專制。這方面的例子，中外皆有不少。

中國方面，有秦朝的焚書坑儒，有蒙元滿清的打壓道教、歪曲儒家學說、大興文字獄、刪改古書，把中華文化篡改、扭曲成極權文化、犬儒文化、醬缸文化；

外國方面，則有君士坦丁大帝大興基督教，自身也皈依了基督教，卻又不改其殘暴本色。君士坦丁奠定了基督教在羅馬的主導地位，但也刪改了《聖經》中的一些關鍵教義，以利於其專制統治。其中的邏輯是，他既要獲得「君權神授」帶來的統治合法性，又拒絕接受「君權神授」附帶的天道、天理對他的約束。正因如此，君士坦丁大帝的「宗教政策」催生出被扭曲的、極端獨裁專制的基督教，開啟了黑暗的中世紀。

以上事例證明，單有理論方面的軟約束，不足以製約君主的行為；況且君主還可以修改、歪曲理論，使軟約束失效。

歷經慘痛教訓之後，民眾終於認識到，要保證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安全，就需要用法律、制度方面的硬約束，去規限君主的行為。於是「君主立憲制」應運而生。

 四、僭主制

共產黨不信神、不敬天，其政權沒有「君權神授」的合法性。

共產黨堅持極權專制、拒絕民主選舉，所以也沒有民眾授權的合法性。

共產黨是依靠武力，強行綁架了國家和民眾，強行實施極權暴政，因此共產黨政權的確切性質，是「僭主制」。

共產黨與民眾的關係，並不是傳統君主與黎民百姓的關係，也不是家長與子女的關係，而是綁匪與人質的關係。

綁匪與人質沒有親緣關係，兩者利益是對立的。綁匪為了自己的利益，挾持了人質，並阻止外界救援人質。一旦感覺自己有危險，綁匪隨時可能撕票、殺害人質。

了解上述要點，才算是對共產黨政權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知，才不會被各種偽愛國主義、偽民族主義、「黨媽」論、「子不嫌母醜」論、「內政」論、「主權」論、「反對外國勢力干涉」論所迷惑，也不會再對共產黨寄予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
【各種哲學流派、宗教信仰與人權觀】

一、源自古希臘哲學的人權觀

主流學界認為，天賦人權、自然權利、自然法等概念，最早出自古希臘哲學。

自然法，是指符合自然之理（天理、天道），無須政府立法，也自然存在的、普適性的法則。 政府的立法可以與自然法抵觸（違背天理），但這樣做必然導致眾叛親離（失道寡助），導致政權被推翻。

自然權利，是指不依賴於民俗、文化、政權，所有人都自然認同的、普適性的權利。 政府如果故意與自然權利作對，必然引致民怨四起，政權岌岌可危。

自然權利的一個典型例子，是生命權。 所有物種，包括人類乃至各種動物，都天生會珍惜生命、懂得捍衛自己的生命權。 如果政府的法令罔顧民眾的生命權、任意剝奪民眾的生命，則必定招來民眾的憤恨，最終被民眾推翻。

正是基於對自然法、自然權利的認知，哲學家們進一步提出了普世人權的概念。 普世人權價值觀認為，一個人，無論任何種族、文化背景、國籍，都天然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即普適性的人權。 人權是自然權利，符合自然的律法（天理）和人們的良知，所以具有普適性，不應該被任意剝奪。

 二、共產黨的人權觀

共產黨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，否定人的神性和生命的尊嚴，而認為人只不過是一堆物質而已。

在共產黨眼中，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物件一樣，只是一堆物質，除了物質之外什麼也沒有（唯物），所以共產黨對待有生命的人，可以像對待無生命的物品一樣，任意拆卸、毀壞、消滅，而不會有任何罪疚感。

唯物主義無神論把人「物化」，而人一旦被「物化」，則必然產生奴役。 但馬克思還不滿足於此，他還更進一步，把人「虛無化」。

馬克思主義認為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集合。 這種定義，達到了捨本逐末、本末倒置的極致 --- 人的本質竟然是社會關係，那如果一個人獨居深山野嶺、沒有任何社會關係，他算不算一個人？ 他還有沒有人的本質？

從理論上把人「物化」、「虛無化」之後，人的生命寶貴、人權尊嚴便無從談起。 所以從邏輯上看，珍視人的生命、維護人的尊嚴的價值觀，即人權價值觀，必定被馬克思主義所反對。

果然，馬克思在《猶太問題》中，將《人權宣言》斥責為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」。

馬克思又在《共產黨宣言》中聲稱，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永恆真理、傳統文化和習俗、家庭、婚姻等等，都是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都應該被徹底消滅。

總之，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的所有基石、支柱，都認定為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並宣稱要全部消滅之。

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，一件事物一旦被定性為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就等於「罪大惡極」、應該被消滅。

既然人權價值觀已經被馬克思定性為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」，那誰敢再提人權價值觀，誰就是「敵對勢力」，要遭受「階級專政的鐵拳」了。

綜上所述，共產黨之所以漠視生命、踐踏人權，是由於其信奉馬克思主義。 所以對共產黨，再怎麼反复呼籲他們尊重人權、善待民眾，都沒有用，除非他們放棄馬克思主義，但那樣他們就不再是共產黨了。

三、宗教信仰與人權價值觀

各大宗教經典裡，並沒有直接出現「人權」這一術語，但宗教的教義，對人權價值觀的產生、充實、成型，有著關鍵性的影響。

當今世界各大宗教，包括基督系宗教、佛教、道教等，都普遍認為，人的物質身體只是一個外殼，在此軀殼之內，存在著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 軀殼不等於人的全部，人最本質、最寶貴、最神聖的東西，不是軀殼，也不是任何外在的東西，而是其內在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

這樣的教義，對人權價值觀的形成，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：

因為人不是只有物質身體，除了物質身體，人還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 父母只給了兒女物質身體，兒女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並非來自父母，所以兒女並非完全從屬於父母，「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」這類極端父權主張，不能成立。

由於兒女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這「神性 / 佛性」與最高的存在、宇宙的本源相連，是人最本質、最寶貴、最神聖的東西，所以兒女去追求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知識，是符合天道、天理的。 父母如果阻擋兒女的這種追求，則父母是在犯罪（違反自然律法、天道、天理），兒女不應該聽從父母。

因此，兒女應有自己的獨立人格、獨立判斷，不能任何事都盲從父母。

再者，兒女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父母也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 兒女與父母，雖然社會地位不同，但他們所具有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本質上是平等的。

同樣的道理，也適用於民眾與君主。

君主與民眾，雖然社會地位不平等，但他們所具有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本質上是平等的。 因此，君主對民眾沒有絕對的佔有權，君主頒布的法令也不是最高原則，只有天道、天理、良知才是最高原則。 當君王無道、失德、背離天理時，民眾可以將其推翻。（行使自然法中，革命的自然權利）

具體來說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、公平無私、慈愛萬物，這些就是天理，即自然法；若統治者違背天理，施行暴政，便是無道、失德，民眾便可以行使自然法中革命的自然權利，將統治者推翻。

另一方面，君主與民眾皆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所以君主與民眾追求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知識，皆是符合天道、天理的。但如果統治者是唯物主義無神論者，又阻止民眾追求神聖的知識，即侵犯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，這樣的統治者便是無道、失德、違背天理，民眾應將其推翻。

人對人的奴役，需要一個前設：「佔有」。如果「完全佔有」被打破，徹底的奴役便不能發生。

宗教理論認為，眾生在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層面上是平等的，一個生命不能對另一個生命「絕對占有」。--- 從這樣的理論中，衍生出人的「獨立自主權、平等權」的概念。

宗教理論又指出，君主頒布的法令不是最高原則，只有天道、天理、良知才是最高原則。--- 此即自然法、自然權利的理論基礎。

正如羅馬哲學家、神學家 Cicero 對「自然法」的描述：

「真正的法律，是合乎自然的正理；它普適、不變、永存。...... 若試圖變更這樣的法律，即是犯罪；廢棄它的一部分，也是不允許的；要完全消滅它，那更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天然要遵守它，即使議會和民眾，也無法令我們免除這種義務；我們也無須向自身之外，去尋求它的解釋、解讀。無論是羅馬的法律，還是雅典的法律，都認同它；無論是當今的法律，還是未來的法律，也都認同它。它是一種始終如一、永恆不變的法律，存在於所有國家、所有時代。只有一位主人 --- 神、造物主，是這種法律的創立者、頒布者、執行法官。」

「自然法」即宗教理論中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（A higher law），亦即天理、天道、良知。

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這一理念，最早由天主教經學家、法學家們引入歐洲。 這一理念認為，在世俗國家的法律之上，存在一種更高的、符合終極正義（良知）的法律。 政府的法律應當符合這種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，符合公平、道德、正義等普遍性原則。 --- 此即「高於世俗的律法原則」，或稱「符合天理良知的法治」（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）。

法國哲學家 Jacques Maritain 說過：「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」。人權的概念源於自然法，而自然法，即天理良知，高於世俗國家的法律，而且是國家法律應當遵循的原則。如果國家法律違背天理良知，就不應該頒布、實施，民眾也沒有義務去遵守。

人權屬於自然法，自然法高於國家法律（即所謂「主權」），所以人權高於主權。

【世界人權事業的進展】

人類社會經歷漫長的被奴役歲月之後，於近代出現了君主立憲制度。這是君權接受法律和製度的硬約束，民眾的人權得到保障的開端，是人權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。

隨後，又有 1789 年的《人權和公民權宣言》、1948 年的《世界人權宣言》、1966 年的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等相繼誕生，人權的觀念，從單個國家，推廣到全世界，成為普世價值觀。

但是，世界性的人權公約，只是一種軟約束，沒有強制性。一些極權專制國家，例如共產黨治下的中國，明明在 1998 年已簽署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，卻一直不落實執行，仍然肆無忌憚踐踏人權，而國際社會也長期對此束手無策。

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地球上仍然存在肆意踐踏人權的國家政權，奴役著十幾億民眾，這是全人類的恥辱。有鑑於此，具有普世情懷的有識之士們行動起來，推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人權法案，如《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》、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》、《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》、《西藏人權法案》等。

共產黨對此的反應十分激烈，氣急敗壞地斥責這是「干涉中國內政」、「干涉主權」等等。

極權統治者任意踐踏民權，並將其暴政稱為「內政」，以維護「主權」、「管轄權」為藉口，反對「外國勢力干涉」，猶如家暴的實施者，將其暴行稱為「家事」，反對「外人干涉」。

所謂的「反對外國勢力干涉」，說白了就是想關起門來任意施暴，阻止別人見義勇為出手相救。

難道一個人出生在家暴的家庭，就應該終生忍受家暴，不能接受外人的救助？

難道一個人出生在極權專制國家，就應該被統治者任意奴役、殘殺，不能接受外國的救助？

顯然這是不合理的。 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，對以「內政」、「家事」為藉口而實施的暴行，已經不能再容忍，一定要干涉。

更何況，共產黨與民眾的關係，不是家長與子女的關係，也不是君主與黎民百姓的關係，而是綁匪與人質的關係。 外國見義勇為、出手解救人質，完全是正義的、合理的。

目前的人權法案，僅在經濟、入境許可方面製裁人權侵犯者，這還很不夠，因為那些人權惡棍們，犯下的往往是群體殘害、群體屠殺罪行，比普通的刑事罪行嚴重得多。

將來，應該有更加有力的全球性人權法律，對人權惡棍們全球通緝、終身追責，並實施刑事處罰，這樣才能真正阻止人權犯罪、伸張正義。

【全球性人權法律的偉大意義】

那些推動《人權公約》、《人權法案》的有識之士，本身在自由民主的國度，自身權利得到充分保障，為何沒事找事，去得罪殘暴的極權國家統治者？ 得罪極權統治者，可能引發國與國之間的冷戰甚至熱戰，顯然不符合各方的短期利益。 那他們這樣做，又是何苦？

答案是：由於心懷普世的宗教情懷。

因為相信「善待他人，如同善待自己」，相信「已所不欲、勿施於人」；因為懂得換位思考、切身處地為他人著想，所以能體察他人的痛苦，不能坐視別國大規模的人道災難；

因為相信人人皆有神性，我們在神性的層面上彼此相連，猶如兄弟手足，所以自由的人，有義務和責任，去解救被奴役的人，讓他們也獲得自由。

這種解救所帶來的改變，不僅僅局限於物質層面，還關係到人類文明、人類靈性的整體進步和昇華。

因此，全球性的人權法案、人權法律的出現，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，標誌著人類文明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，走向沒有奴役、全人類獲得自由的新紀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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