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然法（天理良知）高於世俗律法，人權高於主權

一、源自古希臘哲學的人權觀

主流學界認為，天賦人權、自然權利、自然法等概念，最早出自古希臘哲學。

自然法，是指符合自然之理（天理、天道），無須政府立法，也自然存在的、普適性的法則。政府的立法可以與自然法抵觸（違背天理），但這樣做必然導致眾叛親離（失道寡助），導致政權被推翻。

自然權利，是指不依賴於民俗、文化、政權，所有人都自然認同的、普適性的權利。政府如果故意與自然權利作對，必然引致民怨四起，政權岌岌可危。

自然權利的一個典型例子，是生命權。所有物種，包括人類乃至各種動物，都天生會珍惜生命、懂得捍衛自己的生命權。如果政府的法令罔顧民眾的生命權、任意剝奪民眾的生命，則必定招來民眾的憤恨，最終被民眾推翻。

正是基於對自然法、自然權利的認知，哲學家們進一步提出了普世人權的概念。普世人權價值觀認為，一個人，無論任何種族、文化背景、國籍，都天然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即普適性的人權。人權是自然權利，符合自然的律法（天理）和人們的良知，所以具有普適性，不應該被任意剝奪。

二、共產黨的人權觀

共產黨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，否定人的神性和生命的尊嚴，而認為人只不過是一堆物質而已。

在共產黨眼中，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物件一樣，只是一堆物質，除了物質之外什麼也沒有（唯物），所以共產黨對待有生命的人，可以像對待無生命的物品一樣，任意拆卸、毀壞、消滅，而不會有任何罪疚感。

唯物主義無神論把人「物化」，而人一旦被「物化」，則必然產生奴役。但馬克思還不滿足於此，他還更進一步，把人「虛無化」。

馬克思主義認為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集合。這種定義，達到了捨本逐末、本末倒置的極致 ——人的本質竟然是社會關係，那如果一個人獨居深山野嶺、沒有任何社會關係，他算不算一個人？ 他還有沒有人的本質？

從理論上把人「物化」、「虛無化」之後，人的生命寶貴、人權尊嚴便無從談起。所以從邏輯上看，珍視人的生命、維護人的尊嚴的價值觀，即人權價值觀，必定被馬克思主義所反對。

果然，馬克思在《猶太問題》中，將《人權宣言》斥責為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」。

馬克思又在《共產黨宣言》中聲稱，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永恆真理、傳統文化和習俗、家庭、婚姻等等，都是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都應該被徹底消滅。

總之，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的所有基石、支柱，都認定為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並宣稱要全部消滅之。

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，一件事物一旦被定性為「資產階級」的東西，就等於「罪大惡極」、應該被消滅。

既然人權價值觀已經被馬克思定性為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」，那誰敢再提人權價值觀，誰就是「敵對勢力」，要遭受「階級專政的鐵拳」了。

綜上所述，共產黨之所以漠視生命、踐踏人權，是由於其信奉馬克思主義。所以對共產黨，再怎麼反复呼籲他們尊重人權、善待民眾，都沒有用，除非他們放棄馬克思主義，但那樣他們就不再是共產黨了。

三、宗教信仰與人權價值觀

各大宗教經典裡，並沒有直接出現「人權」這一術語，但宗教的教義，對人權價值觀的產生、充實、成型，有著關鍵性的影響。

當今世界各大宗教，包括基督系宗教、佛教、道教等，都普遍認為，人的物質身體只是一個外殼，在此軀殼之內，存在著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軀殼不等於人的全部，人最本質、最寶貴、最神聖的東西，不是軀殼，也不是任何外在的東西，而是其內在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

這樣的教義，對人權價值觀的形成，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：

因為人不是只有物質身體，除了物質身體，人還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父母只給了兒女物質身體，兒女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並非來自父母，所以兒女並非完全從屬於父母，「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」這類極端父權主張，不能成立。

由於兒女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這「神性 / 佛性」與最高的存在、宇宙的本源相連，是人最本質、最寶貴、最神聖的東西，所以兒女去追求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知識，是符合天道、天理的。父母如果阻擋兒女的這種追求，則父母是在犯罪（違反自然律法、天道、天理），兒女不應該聽從父母。

因此，兒女應有自己的獨立人格、獨立判斷，不能任何事都盲從父母。

再者，兒女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父母也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。兒女與父母，雖然社會地位不同，但他們所具有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本質上是平等的。

同樣的道理，也適用於民眾與君主。

君主與民眾，雖然社會地位不平等，但他們所具有的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本質上是平等的。因此，君主對民眾沒有絕對的佔有權，君主頒布的法令也不是最高原則，只有天道、天理、良知才是最高原則。當君王無道、失德、背離天理時，民眾可以將其推翻。（行使自然法中，革命的自然權利）

具體來說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、公平無私、慈愛萬物，這些就是天理，即自然法；若統治者違背天理，施行暴政，便是無道、失德，民眾便可以行使自然法中革命的自然權利，將統治者推翻。

另一方面，君主與民眾皆具有「神性 / 佛性」，所以君主與民眾追求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知識，皆是符合天道、天理的。但如果統治者是唯物主義無神論者，又阻止民眾追求神聖的知識，即侵犯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，這樣的統治者便是無道、失德、違背天理，民眾應將其推翻。

人對人的奴役，需要一個前設：「佔有」。如果「完全佔有」被打破，徹底的奴役便不能發生。

宗教理論認為，眾生在「神性 / 佛性」的層面上是平等的，一個生命不能對另一個生命「絕對占有」。——從這樣的理論中，衍生出人的「獨立自主權、平等權」的概念。

宗教理論又指出，君主頒布的法令不是最高原則，只有天道、天理、良知才是最高原則。——此即自然法、自然權利的理論基礎。

正如羅馬哲學家、神學家 Cicero 對「自然法」的描述：

「真正的法律，是合乎自然的正理；它普適、不變、永存。...... 若試圖變更這樣的法律，即是犯罪；廢棄它的一部分，也是不允許的；要完全消滅它，那更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天然要遵守它，即使議會和民眾，也無法令我們免除這種義務；我們也無須向自身之外，去尋求它的解釋、解讀。無論是羅馬的法律，還是雅典的法律，都認同它；無論是當今的法律，還是未來的法律，也都認同它。它是一種始終如一、永恆不變的法律，存在於所有國家、所有時代。只有一位主人——神、造物主，是這種法律的創立者、頒布者、執行法官。」

「自然法」即宗教理論中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（A higher law），亦即天理、天道、良知。

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這一理念，最早由天主教經學家、法學家們引入歐洲。這一理念認為，在世俗國家的法律之上，存在一種更高的、符合終極正義（良知）的法律。政府的法律應當符合這種「高於世俗的律法」，符合公平、道德、正義等普遍性原則。——此即「高於世俗的律法原則」，或稱「符合天理良知的法治」（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）。

法國哲學家 Jacques Maritain 說過：「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」。人權的概念源於自然法，而自然法，即天理良知，高於世俗國家的法律，而且是國家法律應當遵循的原則。如果國家法律違背天理良知，就不應該頒布、實施，民眾也沒有義務去遵守。

人權屬於自然法，自然法高於國家法律（即所謂「主權」），所以人權高於主權。